抗生素的发现历史

抗生素的发现历史

很早以前，人们就发现某些微生物对另外一些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有抑制作用，把这种现象称为抗生。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终于揭示出抗生现象的本质，从某些微生物体内找到了具有抗生作用的物质，并把这种物质称为抗生素，如青霉菌产生的青霉素，灰色链丝菌产生的链霉素都有明显的抗菌作用。所以人们把由某些微生物在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对某些其他病原微生物具有抑制或杀灭作用的一类化学物质称为抗生素。由于最初发现的一些抗生素主要对细菌有杀灭作用，所以一度将抗生素称为抗菌素。但是随着抗生素的不断发展，陆续出现了抗病毒、抗衣原体、抗支原体，甚至抗肿瘤的抗生素也纷纷发现并用于临床，显然称为抗菌素就不妥，还是称为抗生素更符合实际了。抗肿瘤(antineoplastic)抗生素的出现，说明微生物产生的化学物质除了原先所说的抑制或杀灭某些病原微生物的作用之外，还具有抑制癌细胞的增殖或代谢的作用，因此现代抗生素的定义应当为：由某些微生物产生的化学物质，能抑制微生物和其他细胞增殖的物质叫做抗生素。

1929年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在培养皿中培养细菌时，发现从空气中偶然落在培养基上的青霉菌长出的菌落周围没有细菌生长，他认为是青霉菌产生了某种化学物质，分泌到培养基里抑制了细菌的生长。这种化学物质便是最先发现的抗生素--青霉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弗莱明和另外两位科学家————弗洛里、钱恩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把青霉素提取出来制成了制服细菌感染的物资药品。因为在战争期间，防止战伤感染的药品是十分重要的战略物资。所以，美国把青霉素的研制放在同研制原子弹同等重要的地位。1943年，这个消息传到中国，当时还在抗日后方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微生物学家朱既明，也从长霉的皮革上分离到了青霉菌，并且用这种青霉菌制造出了青霉素。

1947年，美国微生物学家瓦克斯曼又在放线菌中发现、并且制成了治疗结核病的链霉素。

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科学家已经发现了近万种抗生素。不过它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毒性太大，适合作为治疗人类或牲畜传染病的药品还不到百种。后来人们发现，抗生素并不是都能抑制微生物生长，有些是能够抑制寄生虫的，有的能够除草，有的可以用来治疗心血管病，还有的可以抑制人体的免疫反应，可以用在器官移植手术中。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科学家们把抗生素的范围扩大了，给了一个机关报的名称，叫做生物药物素。

禽流感的发现历史和流行病学

1878年从瘟鸡中分离得到的，1901年称这种“鸡瘟病原”为“过滤性因子”或鸡瘟病毒(Fowl plague virus，FPV)。后来，又发现新城疫病毒(Newcastle disease virus，NDV)在禽中也可引起鸡瘟样疾病，即我国俗称的“鸡瘟”。为区分两者，前者称为真性鸡瘟或欧洲鸡瘟病毒，后者称为伪鸡瘟或亚洲鸡瘟病毒。1955年，根据病毒颗粒核蛋白抗原特性，认定FPV为甲型流感病毒的一员。绝大多数在禽中并不引起鸡瘟，甚至呈静默感染或健康携带状态，如2013年在我国新发现的H7N9禽流感病毒，基本不导致禽间致病。

H5N1亚型于1997年在香港首次发现能直接感染人类。截止到2013年3月，全球共报告了人感染高致病性H5N1禽流感622例，其中死亡了371例。病例分布于15个国家，其中，我国发现了45例，死亡30例。大多数人感染H5N1禽流感病例为年轻人和儿童。2013年3月，我国首次发现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到2013年5月1日，上海、安徽、江苏、浙江、北京、河南、山东、江西、湖南、福建等10省(市)共报告确诊病例127例，其中死亡26例 。病例以老年人居多，男性多于女性。

目前研究发现，人感染禽流感的传染源为携带病毒的禽类。而传播途径仍需明确。研究认为，人感染H5N1亚型禽流感的主要途径是密切接触病死禽，高危行为包括宰杀、拔毛和加工被感染禽类。少数案例中，当儿童在散养家禽频繁出现的区域玩耍时，暴露于家禽的粪便也被认为是一种传染来源。目前研究的多数证据表明存在禽-人传播，可能存在环境(禽排泄物污染的环境)-人传播，以及少数非持续的H5N1人间传播。目前认为，H7N9禽流感病人是通过直接接触禽类或其排泄物污染的物品、环境而感染。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仍处于散发状态，虽然出现了个别家庭聚集病例，但目前，未发现该病毒具有持续的人与人之间传播能力。

宁红茶历史发展

据史料记载，修水有千余年的产茶历史。后唐清泰二年(935)

宁红茶，毛文锡所著《茶谱》载："洪城双井白芽，制作极精。至两宋，更蜚声国内。北宋黄庶、黄庭坚父子将家乡精制"双井茶"推赏京师，赠京师名士苏东坡等，一时名动京华。欧阳修《归田录》誉为"草茶第一"。南宋嘉泰四年(1204)，隆兴知府韩邈奏曰："隆兴府惟分宁产茶，他县无茶"。当时年产茶二百余万斤，"双井"、"黄龙"等茶皆称绝品。道光年间，宁红茶声名显著。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说："宁红是历史上最早支派，宁红早于祁红九十年，先有宁红，后有祁红"。到十九世纪中叶，宁红畅销欧美，成为中国名茶。美国茶叶专家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专著中评述："宁红外形美丽、紧结、色黑，水色红艳引人，在拼和茶中极有价值"，称赞"宁红色、香、味俱属上乘。"1904年宁红生产朝廷贡品--太子茶。光绪年间漫江罗坤化的"厚生隆茶行"特制的太子茶，在汉口以每市斤2两白银的价格卖给俄国人。1914年宁红极品白字号太子茶参加上海赛会，每磅售价48两白银，茶获五国外商"茶盖中华，价甲天下"的奖匾。清宣统二年，漫江郭敏生开设的义泰祥茶行特制的贡茶，和民国四年郭鸣岐在漫江特制的贡茗，先后在南洋劝业赛会上夺魁，荣获最优超等文凭。

白酒的发展历史

唐代

在唐代文献中，烧酒、蒸酒之名已有出现。李肇(公元806年)写的《国史补》中的：“酒则有剑南之烧春”(唐代普遍称酒为“春”);雍陶(公元834年)诗云：“自到成都烧酒热，不思身更入长安。”可见在唐代，烧酒之名已广泛流传了。田锡写的《曲本草》中说：“暹罗酒以烧酒复烧二次，入珍贵异香，其坛每个以檀香十数斤的烟熏令如漆，然后入酒，腊封，埋土中二三年绝去烧气，取出用之。

元代

元代中国与西亚和东南亚交通方便，在文化和技术等方面多有交流。有人认为“阿刺古”酒是蒸馏酒，远从印度传入。还有人说：“烧酒原名‘阿刺奇’，元时征西欧，曾途经阿刺伯，将酒法传入中国。”章穆写的《饮食辨》中说：“烧酒，又名火酒、‘阿刺古’。‘阿刺古’番语也。”现有人查明“阿刺古”、“阿刺吉”、“阿刺奇”皆为译音，是指用棕榈汗和稻米酿造的一种蒸馏酒，在元代曾一度传入中国。明代药物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在《本草纲目》中所写：“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用浓酒和糟入甑，蒸令气上，用器承取滴露，凡酸败之酒皆可蒸烧。近时惟以糯米或黍或秫或大麦蒸熟，和曲酿瓮中十日，以甑蒸好，其清如水，味极浓烈，盖酒露也。”现代吴德铎先生则认为撰写<<饮膳正要>>的作者忽思慧(蒙古族人)当时是用蒙文的译音写成“阿剌吉”，而并未使用旧有的汉文名(烧酒)。故不应看成是外来语。忽思慧并没有将“阿刺吉”看作是从外国传入的。至于烧酒从元代传入的可信度如何，曾纵野先生认为“ 在元时一度传入中国可能是事实，从西亚和东南亚传入都有可能，因其新奇而为人们所注意也是可以理解的。”(曾纵野:我国白酒起源的探讨(<<黑龙江酿酒>>，1978年))明代时称白酒为火酒。

束胸的发展历史

20年过去，美丽而年轻的宁静已可以在另一部同样有数个结尾的电影里大胆裸露，不久又见她饱满傲人的大幅丰胸广告在我家门前的公共汽车站笑对行人，更令人浮想联翩。从红卫兵在街头强剪女同志烫过的卷发，到做女人“挺”好的时代，其间所隔，河东河西，似乎不过弹指一挥间而已。

再看一则掌故。1927年7月，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委员会第33次会议，通过代理民政厅长朱家骅提议的禁止女子束胸案，规定“限三个月内所有全省女子，一律禁止束胸，……倘逾限仍有束胸，一经查确，即处以五十元以上之罚金，如犯者年在二十岁以下，则罚其家长。”报章称之曰“天乳运动”。此举惹得鲁迅先生不快，特撰文《忧“天乳”》，说“已经有了‘短发犯’了，此外还要增加‘天乳犯’，或者也许还有‘天足犯’。呜呼，女性身上的花样也特别多，而人生亦从此多苦矣。”

女人果真命苦——不是做女人“挺”好吗?但须知今日，九个女人中，便有一人罹患乳癌，而前周报章载文揭露注射丰胸手术引致并发症，不得不割去双乳的多起案例，更令人触目惊心。此种痛苦，非但关乎女性身体，于精神上更难承受。不过，此事料不会发生在“天乳运动”的时代，造成这种痛苦的深层社会和文化原因，还在于男性社会和工业资本主义共同造成的一个现代乳房神话。

话说的好像有些大，但在玛莉莲·亚隆——一位任教于著名的斯坦福大学的女性社会学者的眼里，情况就是如此。为此，她专门著书一册，名《乳房的历史》，她说，乳房史的演进隐藏着一个基本问题：谁拥有乳房?是必须仰赖母乳的婴儿?还是爱抚它的男女?是描绘女体的艺术家，还是悍然逮捕“上空女人”(想必即鲁迅所称“天乳”)的法律?是胸罩制造商，还是不断要求女人遮掩乳房的宗教、卫道人士?是替女人隆乳的外科整形医师，还是花钱购买它、暴露它，用以贬抑伤害女人的色情业者?

为此，亚隆女士将一部乳房史分割成神圣的乳房、情色乳房、家庭的乳房、政治的乳房、心理的乳房、商业化的乳房、医学上的乳房、解放的乳房和危机中的乳房九个部分来进行描述和探讨。最后，作者大声呼吁，发起一场全人类的“拯救乳房”运动，并宣称“我们拯救下来的那个乳房……其意义和用途将由女人来界定。”我想，对女性而言，这将不仅是一个解放自身的运动，更有赖于医学和社会整体观念的进步。

素肉的历史渊源

实际上，几千年前的中国人就开始“吃素”了。古人早有“五谷为主，五畜适量，不宜失豆，五蔬色杂，瓜果辅之”的说法，其中的“素食”不仅仅源于敬畏鬼神，也不单单是佛教礼仪，它更多代表的是对健康理念的推崇。信奉这种膳食结构的宫廷王室、达官贵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人昭告：像这样用餐吧，这才是身份的象征，才是真正健康的生活方式!

而今，“素食”却逐渐被中国人淡忘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陈君石在接受《生命时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现在很多人认为，大鱼大肉、山珍海味才是‘富裕’、‘进步’的代名词，并开始大快朵颐地享受着‘幸福’生活。”更有人认为，只有多摄入肉食，才能像西方人一样人高马大。殊不知，这无形中让糖尿病、冠心病等“找上门来”。“而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则能有效地预防和控制慢性病。”

但中国膳食变化的趋势是多油、多盐，用这样的烹饪方法做出来的素肉，就算再“素”，恐怕也会变味。对此，陈君石院士认为：“多油、多盐是和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齐头并进的恶习，必须摒弃。即便以植物性食物为主，也要以控制总热量为前提，绝不要以为，只要吃了素，多点油盐没关系。”比如在美国，素食者在借鉴中餐食谱时，会将炸素春卷改为烤(或蒸)素春卷。陈君石院士同时强调，吃素也得强调搭配合理，“有些人光吃粮食和蔬菜，这就不行，豆制品必须搭进来，这样摄取的蛋白质才不比吃肉获得的蛋白质差，营养才更全面。”在美国农业部为素食者提供的营养指南中，专家们也建议素食者的食物要多样化，特别是注意摄取含植物蛋白高的食物，还要多吃富含铁、钙、锌和维生素B12的食物。

干枣的发展历史

我国枣树栽培历史悠久，已有8000年以上栽培历史，枣一直与我国古代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枣既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又有重要的医疗保健价值。食药同源，在博大精深的传统中医学中，枣作为中药的灵魂无处不在，它为我国人民的健康发育、繁衍生息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慢慢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枣文化，枣文化已成为炎黄子孙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厚重的文化底蕴很自然地将枣烙在了我国国民心中，枣的营养滋补保健作用已植根于国民的脑海里，流淌在国民的血液中。在古代我国劳动人民对枣树就有较深入的研究，在枣树品种、栽培技术、病虫防治、保花保果、贮藏加工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源和经验，为今日枣树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和文化基础。

枣起源于我国黄河中上游，长期的栽培引种导致我国枣树分布广泛。目前，除了黑龙江、吉林和西藏外，其余省市几乎全有枣的栽培。自上个世纪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段时期我国枣树的发展几乎处于停滞阶段，面积和产量曾因大炼钢铁而一度减少。到1979年，我国枣年产量30多万吨。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枣树开始有所发展，但产量增长缓慢，到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枣树开始迅速发展，到九十年代中期，全国枣产量翻了一番，达到70万吨左右，之后枣产量急剧上升，每年以11%的速度增长，到2006年产量已达250万吨以上，总面积约1600万亩。

我国枣树品种资源十分丰富，根据1993年出版的《中国果树志枣卷》记载，有品种700个。近十几年来，我国又选育出一些新品种，枣品种的数量不断增长。

较多的红枣经过在树上自然风干，形成美味的干枣，其食用价值最高，且以自然风干、糖分高、肉厚、核小、口感好、营养丰富、便于携带等特点。

艾灸发展历史

灸法的运用当起源于人类掌握用火之后，时间亦在石器时代。

一、“灸”字考 艾灸条“灸”字，在现存文献中，以《庄子》最早提及。如《庄子·盗跖篇》载孔子劝说柳下跖，碰了个大钉子，事后对柳下季说，“丘所谓无病而自灸也”。但“灸”的本字是“久”字。如1975年于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奉墓竹简(法律文书)《封诊式·贼死》中载，“男子丁壮，析(皙)色，长七尺一寸，发长二尺，其腹有久故瘢二所”，此“久”即“灸”之本义，训为灸灼。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阴阳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阴阳》)，《足臂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足臂》)、《脉法》、《武威汉摹医简》中均作“久”字。“久”以后演变为“灸”字。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曰：“灸，灼也，从火”。 从甲骨文字形的研究考证，现代胡厚宣认为，“我释床，亦即庥字……字当象一人卧病床上，从木象以火艾灸病之形”。灸法已在殷代出现。康殷认为在商周初期灸法、熨法已普遍流行。

二、灸法的运用当起源千人类掌握用火之后 在170万年前，云南元谋人就已开始用火。陕西蓝田人在100万年前就有用火的痕迹，北京周口店人在50万年前已经掌握了用火的方法，并已能保存火种。 《庄子·外物》载：“木与木相摩则燃”，《绎史·大古第一》载：“燧人钻木取火，炮生为熟，教人熟食”。人们在百万年的加工石器的过程中随时都会出现摩擦生火的事例，从钻木、刮木等生产实践所引起的燃烧中，逐渐获得了有益的启示，终于发明了人工取火的方法。此种简便的方法，直到解放前我国有些少数民族地区仍在使用着，如佤族用木棒上卜交互摩擦取火，苦聪人锯竹取火，黎族钻木取火等。 火的发现和使用跟人类结下了不解之缘!火的掌握既可使人类躲避猛兽的侵袭，可以熟食，又可抵御严寒酷冬的恶劣气候，还可将树木等用火燃着后灸于患处，祛除寒邪，解除痛苦。

三、灸的材料的发展 在实践过程中，对灸火的材料亦有所选择，至《黄帝虾蟆经》已载有松、柏、竹、橘、榆、帜、桑、枣等八木不宜作为灸火之说，因为其对人体有所伤害，所以逐渐被淘汰，但桑树灸在后世亦有用之者。槐木火灸，病疮易瘥，但艾叶熏灸则疗效最著，故以后才逐渐多用艾叶来代替其它灸疗。 灸法的运用当起源于人类掌握用火之后，时间亦在石器时代。

四、灸的适应症，起初主要是用于治疗寒症的。 如《素问·异法方宜论》曰：“北方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唐代王冰注：“火艾烧的，谓之灸焫”，用这种烧灼疗法治疗“藏寒生满病”是颇有疗效的，以后逐渐发展为治疗全身不同性质的多种疾病。 《左传》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载，晋景公病，延秦国太医令医缓来诊，医缓说，“疾不可为也。病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治焉”。“攻”即是灸法，“达”即是刺法。

五、艾灸疗法的起源，在春秋战国时代已颇为流行 春秋时代的《诗经·采葛》载：“彼采艾兮”，西汉毛亨和毛茛传释：“艾所以疗疾”。从远古时代实际临床运用早于文字记载的特点来看，艾灸疗法的下限也不会晚于西周。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卷18载西戎的卜法：“以艾灼羊髀骨，视其兆，谓之死跋焦”。以此印证，我国殷商以前的甲骨卜法，也可以用艾作燃料。 《孟子·离娄篇》载：“今之欲王音，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可见艾灸疗法在春秋战国时代已颇为流行，因此，用艾灸治病的起源也当在西周之前。六、艾灸历史源远流长，纵观艾灸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里程，第一个是传统艾灸，第二个是现代艾灸，不论是传统艾灸还是现代艾灸都有各自的特点、优势和不足之处。传统艾灸有效，但有烟(有毒)，有火(不安全)，操作不方便(需要专业人士);现代艾灸，虽无传统艾灸之弊病，但疗法单一，有时好转反应太强烈，使有些客人难以承受，这正是其单一疗法的局限性所造成。

醋的发展历史

醋由于在自然环境中可以自行生成，古代人类在世界各地从很早起就开始食用醋。一般而言，东方国家以谷物酿造醋，西方国家以水果和葡萄酒酿醋。在中国，通常认为醋在西周时开始被酿造，但也有人认为醋起于商朝或更早。汉朝时醯被称为醋。在西方，古埃及时期就已出现了醋。由于都是通过发酵酿造获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酒醋同源，凡是能够酿酒的古文明，一般都具有酿醋的能力。

由于原料，工艺，饮食习惯的不同，各地的醋的口味相差很大。在中国北方，最著名的醋种当属明朝时发明的山西老陈醋。山西人以爱好食用醋而全国闻名，有“缴枪不缴醋”的笑谈。在中原地区最著名的醋是河南特醋。在中国南方，影响最大的有镇江香醋等。此外较为有名的醋还有四川保宁醋，浙江米醋等。

醋在中国菜的烹饪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常用于溜菜、凉拌菜等，西餐中常用于配制沙拉的调味酱或浸制酸菜，日本料理中常用于制作寿司用的饭。另外有人相信它还具有保健、药用、医用等多种功用。

醋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醋的用途很多，通常用作调味品，但有时也以道具的身份出现，用于整蛊、惩罚、预防流感以及在某些场合被某些人吃醋。

青霉素的研究历史

20世纪40年代以前，人类一直未能掌握一种能高效治疗细菌性感染且副作用小的药物。当时若某人患了肺结核，那么就意味着此人不久就会离开人世。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科研人员进行了长期探索，然而在这方面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却源自一个意外发现。[3]

近代，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首先发现了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亚历山大·弗莱明由于一次幸运的过失而发现了青霉素。

1928年，英国科学家Fleming在实验研究中最早发现了青霉素，但由于当时技术不够先进，认识不够深刻，Fleming并没有把青霉素单独分离出来。

1929年，弗莱明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遗憾的是，这篇论文发表后一直没有受到科学界的重视。

在用显微镜观察这只培养皿时弗莱明发现，霉菌周围的葡萄球菌菌落已被溶解。这意味着霉菌的某种分泌物能抑制葡萄球菌。此后的鉴定表明，上述霉菌为点青霉菌，因此弗莱明将其分泌的抑菌物质称为青霉素。然而遗憾的是弗莱明一直未能找到提取高纯度青霉素的方法，于是他将点青霉菌菌株一代代地培养，并于1939年将菌种提供给准备系统研究青霉素的英国病理学家弗洛里(Howard Walter Florey)和生物化学家钱恩。[3]

1938年，德国化学家恩斯特钱恩在旧书堆里看到了弗莱明的那篇论文，于是开始做提纯实验。[4-5]

弗洛里和钱恩在1940年用青霉素重新做了实验。他们给8只小鼠注射了致死剂量的链球菌，然后给其中的4只用青霉素治疗。几个小时内，只有那4只用青霉素治疗过的小鼠还健康活着。此后一系列临床实验证实了青霉素对链球菌、白喉杆菌等多种细菌感染的疗效。青霉素之所以能既杀死病菌，又不损害人体细胞，原因在于青霉素所含的青霉烷能使病菌细胞壁的合成发生障碍，导致病菌溶解死亡，而人和动物的细胞则没有细胞壁。